毕飞宇：我们的非理性过于激荡 ~ 南方人物周刊

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/图）

北京的酒店房间里，毕飞宇坐在椅子上抽烟。他喝了咖啡，现在是茶，昨天晚上是酒。他最新的长篇小说《欢迎来到人间》刚举办了首发式。

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现在的结尾，原本在小说中间。某次，毕飞宇来北京，凌晨4点，他把这段文字挪到了现在的位置。他知道，结束了。“这部小说对我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噩梦。”他从酒店的房间站起来，一口气抽了好几根烟，“很爽。”

15年前，毕飞宇的上一部长篇小说《推拿》出版。之后的每一年，每到年底，出版社领导在责编赵萍汇报新选题的时候都会问她：毕老师的小说写得怎样了？赵萍每次都是根据毕飞宇的只言片语编一个故事，一年编一个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有人调侃说，毕老师，你的新书再不出来，赵萍都要成作家了。

2005年，写完《平原》之后，毕飞宇和评论者们在一次会议上见面。有评论者表达了对《平原》的遗憾。他对毕飞宇说，中国的作家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离开“历史的脚手架”写作了？毕飞宇也自问，如果着眼于现实，我还有没有写作的能力？

《欢迎来到人间》是毕飞宇试图离开“历史脚手架”的一次尝试，甚至早于广为人知的《推拿》。“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第一章是在《推拿》之前写的，写到第三、四章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写《推拿》。”毕飞宇对我说。

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主人公傅睿是一位医生，小说主要讲的是医院的故事。为了表达准确，毕飞宇经常待在医院里，像见习医生一样学习，记笔记。他最初的计划是——把所有的故事摁在医院里写，在封闭空间解决所有问题。

他遇到了阻碍。“医院里到处都是‘陷阱’。”这些“陷阱”大多是临床医学方面的，比如说，小说写的是2003年的事，毕飞宇写道：“氧气管插在田菲左侧的鼻孔。”事实上，到2003年，大医院的氧气管早就不是单管了，而是双头的U型管。“每一处都非常专业，非常具体，让人恐惧。小说这东西，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风格，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，你首先必须保证小说的公信力，到处都是硬伤的小说是无法获取公信力的，没有公信力的小说就无法成立。”毕飞宇强调了尊严，“小说的公信力就是作家的尊严，好小说的容错率都不会太高。”

也可能正是这样的负担，小说过半的时候，他发现，他的小说失去了能量和推动力。“就跟烂尾楼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停了很长时间，想放弃，又舍不得。接着写，早上起来，像模像样坐在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刚敲了十几个字，天就黑了。第二天还是这样，几十个字，天又黑了。“这个漫长的过程太煎熬了。”

2017年11月，毕飞宇去美国匹兹堡看望在那里上大学的儿子。一天下午，他拿着一罐听装的啤酒，在橄榄球场上晃荡。用他自己的说法，作家在写作的时候，未完成的作品会被他带在身上，很重。走着走着，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——“从第二章开始，离开医院，不就行了吗？”他立即拿起电话，也不管北京时间是几点，给编辑拨了过去，说，有了。“我知道这个作品能写成了。”他在路边的商店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，哗哗哗把新的想法写了下来。

那天，毕飞宇把已经写了大半的小说删到仅剩下一章，但他不沮丧。“就像是有一个医生告诉我，你的腿感染了，我要把你的腿锯掉。这让人痛苦，但病人躺在床上，看着那个空缺的时候，他知道了一件事，我活下来了。”毕飞宇又打了一个比方——一块质地极好的玉，做雕塑的时候，不舍得把多余的部分剔除掉，作品怎么完成呢？“当你决定用极好的原料去完成一个作品时，你的周边一定是一堆令人心痛不已的垃圾。”

“欢迎来到人间”这个书名是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起的。曾经的拟用名有：《他病了》、《长江大桥》、《傅睿》、《琥珀》、《琥珀的光》……

毕飞宇说，这些名字大部分是赵萍报选题的时候起的。《琥珀的光》其实也挺好，一块琥珀，傅睿犹如一个标本，处在密不透风的晶莹里。他为别人送去氧气和呼吸，而他自己不可能有一丁点的氧气，他永远也不能呼吸。”但是，毕飞宇说，这个书名他很难接受，太窒息了。最后，他把起名字的工作交给了程永新。

有天晚上，毕飞宇正跟苏童喝酒，程永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。毕飞宇当时喝得有点多，没当回事，回家就睡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用一只眼睛从手机里看到这个小说名字，觉得好。“欢迎来到人间”是小说里的一句话。

毕飞宇的《平原》也是程永新起的名字。写《平原》的时候，没有名字，只在标题位置写了“长篇小说”四个字。三年七个月后，小说写好了，发给程永新。程永新给他打电话，说，飞宇啊，你这小说的名字很奇怪，怎么叫“长篇小说”啊？原来是毕飞宇自己忘了给小说起名字。毕飞宇想了几天，没想出来用什么名字。程永新给他来电话，说，就《平原》吧。

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里，王家庄是平原上的一处地方。短篇小说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是他二十多年前的作品。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结尾，让我想起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——都写到世界和冰。

“我发现，世界的边缘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。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，玻璃一样密不透风。可以肯定，这种物质是冰。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。”这是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中的一段。毕飞宇谈到过这篇小说的背景。小说写于21世纪初，与中国加入WTO有关。当年，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会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，孤立的中国是怎样闭塞，闭塞所带来的愚昧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初中毕业时毕飞宇去照相馆拍照留念，本来拉着脸，是师傅让笑的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
“冰不只是寒冰，冰也是通途。只要有足够的严寒，所有的零散都能结成一块整体的冰，一切将畅通无阻。”这是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结尾，是书中人物梦境的一部分。

小说里，有些地带似梦非梦。2003年的一个下半夜，“在一个介于荒芜和现代的地方”，形同梦游的主人公傅睿在培训中心图书馆前的大道上，发现了水泥覆盖的哥白尼雕像，哥白尼举着苹果般的地球。傅睿决定拯救“窒息”的哥白尼。这是小说里最荒诞的一刻。傅睿朝着无限上升的拯救欲又迈出了一步。他想要创造新的学科。这是一个新世界吗？这个新世界意味着什么？

毕飞宇说过，作家的创作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：一是给出一个“新世界”，二是还原一种常识。“有时候，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个‘新世界’更有价值，更具魅力。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，有时候，它创造了‘新世界’，有时候，它勇敢地站在了‘新世界’的对立面，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一起。”

毕飞宇聊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兴化，上百公里以内都是平原，看不到起伏，海拔是负数，雨下得大的时候，来不及流进东海，就成了涝。“如果恰好是收割稻子的时候，农民就在田里划着小船，用剪刀把稻穗剪下来。”仿佛是他所写《水上行路》中的场景。这是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中的内容。毕飞宇在这部书里写了自己12岁之前的故事。他回忆了童年学划船，年长的农民告诉他，要“一下一下地”。这是农民的常识。毕飞宇形容这句话就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，他不会因为它普通而怀疑它的真理性。“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、无边的耐心、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。”

一个上午很快过去，从酒店的窗口，能看到城市的车水马龙。这是向乡村延伸的城市，是小说里小蔡所言“大时代开始了”的城市。然而，“什么是时代？什么是城市？”到处都是问题。更微观的问题可以是“什么是汽车？什么是能量？”毕飞宇说起汽车，又不只是汽车。如同他在说小说，又不只是小说。“任何一辆车都少不了能量，但能量没有任何意义。能量能让你向前，也可以向后，能让你打滚，也可以爆炸。把一切交给能量，是可怕的。”就像身处帕萨特内的傅睿和小蔡（《欢迎来到人间》里的情节），对于汽车和能量的理解会是不同的。这又好比作者与读者（包括研究者）之间的距离，可以是精确的刻度，可以是误读范围内的大体一致，也可以是谬之千里。

采访快结束的时候，毕飞宇突然问我：“现在，如果有人敲门，你会说什么？”

“请进？”

毕飞宇把小说翻到335页，我看到两个字，不是“请进”而是“请出”。按照毕飞宇的描写，此刻傅睿一个人待在房间，怀疑自己的房间里另有他人。他得把那个人找出来。他希望听到敲门的声音，希望门外有人对他说“请出”。毕飞宇告诉我，当他敲出这两个字，他整个人都极不稳定。他看到了一种可能性，他和傅睿无限地接近了，这是他渴望的。他说，在那个刹那，他有了飞的错觉。他强调说，写小说就这样，错觉即准确，这是他的身体告诉他的。

毕飞宇用了15年以上的时间，耐心等待这些时刻“一下一下地”到来。他说过，他最大的、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。

“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。水从来都不着急，它们手拉着手，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。”

南方人物周刊：触动你写《欢迎来到人间》，是因为看了一篇关于医生的报道？

毕飞宇：是的，那篇报道挺长，说南京有一个外科医生，他的精神出了严重的问题，可是，他没有一般患者通常所体现的那种破坏性，相反，他像天使，无限地谦卑，一直在帮助所有的人。正因为这样，医院，还有家庭，包括他的太太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已经出了大问题，相反，大家都从道德这个层面去看待他。对，他就是所有人眼里的那个“好人”，他在奉献，他是天使。大家都说，这个人特别地好。这个“特别地好”真是一把杀人的刀，他就这样被耽搁了，直到意外发生。报道说在一些医院，平均几个外科医生就要配一个心理医生的，而我们却忽略了。这个报道对我的刺激太大了，我就是被这个刺激启动的。一个作家的启动往往很可怕，他会盲目，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它给我带来了一场噩梦。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个小说有多难，打死我也不会写。你知道吗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有一个骄傲的记录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部作品，只要上帝给我第一个字，我会还给读者一个句号。正是内心的这个骄傲，让我陷入了无穷的黑暗。不过我还是写完了，为了它，我也许牺牲了三四本书。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老了15岁，值得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小说里也说傅睿是天使，他要从精神上拯救小蔡。在培训中心，大家去看监控时，发现他行为古怪，他是在梦游？

毕飞宇：我不知道，一切都在小说里。在小说之外，我没有任何结论。我的工作是展示、是呈现，我完成了一个作家的工作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负责给我的主人公诊断，我也没有权力这样做。我甚至都无权定义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只负责他的确立，他的精准度和开放性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如何理解这种开放性？

毕飞宇：开放性是针对读者而言，如果一部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想象空间仅仅局限于这部小说，那我只能表示遗憾。反过来，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你的文本，那是相当令人自豪的。一个小说家的基本精神可能就在这里了，你得想方设法把你的想象空间往大里走。比如说，在小说的结尾，小蔡进入帕萨特之后，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出来？我就停顿了很久。是我让她活下来的，只有这样，小说的悲剧性才会趋向于最大化。我需要这个强度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死了强度还不够？

毕飞宇：是啊，她死了，肇事者傅睿就被抓了，一切都会停止。小蔡没死，她离开了，好好的，傅睿他就可以回到医院，他会建立新学科，继续他的疯狂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《欢迎来到人间》写了15年？15年这个时间是从小说《推拿》出版之后算起？

毕飞宇：小说最后的写作其实只有四年半，如果把所有的预备一起算上，那又不止15年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看那个新闻报道是在我写作《推拿》之前。我预估到了这个小说的难度，抽空写了《推拿》。《推拿》写了13个月，很顺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之前有评论家说《推拿》是你开始摆脱“历史脚手架”的作品，实际上这部小说才是开始？

毕飞宇：没有，我写《推拿》很突然，我清楚地知道它就是一个过渡，它所带来的影响我始料不及。说起批评家，其实批评家不太会对作家指手画脚，谁也不会这么干，真正给我提出高要求的，是李敬泽，他认为我的历史书写已经相当饱满，可以终止，也必须终止了。说到底，作家应该进入当下。我觉得作家的身体内部是有现实感的，他就在现实的内部，究竟会和现实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，他早晚都得表达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怎么理解“现实”和“现实感”这两者的区别？

毕飞宇：对我来说，现实毫无意义，它就像大自然，在人类出现之前，大自然有什么意义？让大自然有意义的，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具体感受。现实也是这样，人类对现实有了具体的感受，他去体会，他去判断，他去命名，他去顺应，他去改造，他把现实当成了审美的对象，现实才真的成为现实，与此同时，因为现实感的建立，人类才真的存在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现实感是那种鼓励追问鼓励表达的东西，我甚至愿意说得粗暴一点，只有把现实表达出来的现实感，才有资格配得上人的感受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《欢迎来到人间》除了医院，还写了媒体的事情。

毕飞宇：我做过媒体人，这是我的便利处。没有传媒的当代还能算当代吗？当然，小说里的广告部我没待过。我父亲也做过媒体，不是报纸，是广播，所以我在小说里也写了傅睿的母亲，一个播音员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在小说里写到闻兰说话的时候，因为普通话很标准，字正腔圆，让人觉得她像个知识分子。

毕飞宇：是的，如果你坚持说，这本书不是关于医院的，而是关于媒体的，我也不反对。主人公之一老赵，他是一个报人。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傅睿的母亲，是播音员。还有一个，傅睿的父亲老傅，是媒体的通讯员，可以说，是半个媒体人。媒体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作为一个老媒体人，关心一下媒体，这是本分，它也提升了小说的内部势能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小说中多次出现“知识分子”一词，但其中的人物似乎跟这个词是有距离的，他们是不是知识分子？

毕飞宇：我对知识分子很尊重。我说过，我最大的渴望就是通过写作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无论知识分子怎样臭大街，我的这个说法不变。我小说里的人物算不算知识分子？你这样问还真把我问住了。我只关注他们的动态与静态，外部的和内部的。我想把我所描写的人物算不算知识分子这个判断权交给读者，他们认为是，那就是，他们认为不是，那就不是。但是，如果我想描写知识分子，最终写出来的却不是，也许是我这个作家无能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一个小说家，如何下手删自己的稿子？

毕飞宇：在我刚刚使用电脑的时候，我也删稿子，可怎么也删不了。你也知道的，我的文字不差，舍不得啊。删了，过几天又贴回去。写着写着，不对了，再删。在删与不删之间，作家永远是纠结的，脆弱的。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，把删掉的部分彻底删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你就踏实了。我就这样从一个哭哭啼啼的纠结鬼最终变成了铁血杀手。我可以说一句大话，在中国文坛，我这个铁血杀手是有点名气的，大家都知道我删稿子狠。几千字那是儿戏，万把字也还行，真的到了三四万字以上，那可真是血肉横飞、惊心动魄啊，会冒烟的。我是这样骗自己的，我的才华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——这么一想就好了。

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/图）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提到过小说的内部势能，对于写作者，这个内部势能意味着什么？

毕飞宇：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，小说的内部势能很重要，简直就是命根子。写长篇小说可不是拔河，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一部长篇小说给拽过来。写长篇小说有点类似于汽车的推背，这就是内部势能。小说一旦丧失了推动力，怎么往前走？

南方人物周刊：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这些时刻是什么？

毕飞宇：举个例子。第九章，傅睿在操场上训练，累了，倒在地上，看见不远处的吊塔，那里是图书馆的工地。沿着吊塔往下看，那里有两排人物雕像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部分太重要了，当我顺着傅睿的目光沿着吊塔往下走，看到哥白尼的时候，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，我知道傅睿和哥白尼之间会发生什么了，我的内心一下子就澎湃了。当然，后来我做了一些调整，没让傅睿看见吊塔，我把吊塔放在了前面的环境描写里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因为傅睿给石雕的哥白尼动了手术？

毕飞宇：对，就是这个，傅睿要给哥白尼雕像做手术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手术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妄念呢？妄念，对，妄念。写这个手术之前，我停了很久，我要健身，我需要极好的体能，我必须一口气把它写完。我以为写完这一段我会哭的，也没有。和我的预期差得有点远。这真是一场灾难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傅睿想要创立的新学科是一个灾难？

毕飞宇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灾难，在我心里，它就是灾难，太大了，太重了。虚妄的拯救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小说里没写，我很好奇，这个新学科是什么？

毕飞宇：哪里有什么新学科！就是傅睿的非理性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所理解的非理性的含义是什么？

毕飞宇：非理性还能是什么？无非是理性的敌人。我们基本上还处在理性黑暗的时候。常言说，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，我想说，要想建立有宽度的、具备涵盖意义的理性，起码需要一百年，也许更长。我们的非理性过于激荡了，它不只是激荡，它还很容易得到两种滋补品的滋养：一，道德力量；二，美学力量。我们应当面对的，是道德力量、美学力量和非理性搅拌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会凝结成什么？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的小说一直很注重语言。

毕飞宇：这是必须的，这是我们的基础，或者说，最基本的工作。如果文学不能呈现语言的魅力，那么，语言的魅力还能在哪里呈现？我很在意语言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平衡，小说的语言是生活的语言，常态的语言，好的文学可以辅助我们防御语言的败坏。语言的败坏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，也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事。语言所提供的不只是交流，还有信任。当我们可以信任语言的时候，我们是幸福的。所以我一直说，语言是作家的道德责任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的小说里很少出现方言。

毕飞宇：有一些，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，那时候我沉湎于王家庄，方言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总体来说，我是一个拒绝方言的作家，尽管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可我的思维一直是普通话思维，这个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有意不用方言？

毕飞宇：有意的。我非常在意语言的经典性。我一直有一个野心，我可以放弃故事，但我不会放弃语言。关于语言，我说过的最牛的一句话是这样的：我的语言养得起一部长篇。我喜欢和语言一起活一辈子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对你来说，语言是什么？

毕飞宇：这个为难我了，你也知道，这是许多哲学家都在面对的问题，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我还写小说干嘛？我直接上哲学了。要回答语言是什么，必须思辨。思辨我不行，我只是一个使用语言的艺术家。在这个问题面前，我可以借用一个句式：语言是我的目的，也是我的工具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的小说并不是靠方言来营造地域特性。

毕飞宇：许多作家通过展示区域性或区域文化获得了巨大成功，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。乡土小说在我的写作中所占比例也不高，即使我写乡村，目的也不在乡土，我的目标要远大得多。老实说，区域性问题，或者说乡土问题，早就不是中国人生活里的重点问题了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我看到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的结尾，想到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，里面都写到了小孩和像冰一样的世界。

毕飞宇：我很感谢你的这个联想，尽管我自己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，你的话对我是一个极好的启发，我会好好地面对这个问题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这个结尾是怎么构想的？

毕飞宇：不知道，在小说后半部分，傅睿的妻子敏鹿做了一个梦，那时候，她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在这个梦里，敏鹿带着孩子一起走进了冰雪世界。就在最后的阶段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用这个部分作为小说的结尾。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差不多是凌晨4点，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了，严格地说，这个时候已经不适合工作了，因为人有点花。花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凝聚不起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处理局部和细节的时候，我大多是清晰的，那个时候需要精准。但是，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局限在局部里，他需要一些宏观感受，体会大格局。经验告诉我，那样的时候太清晰是不好的，做大事要糊涂嘛。一般来说，对小说的重大调整，我习惯于放在极度疲惫的时候，那样的时刻你会有出其不意的敏锐。我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把这个部分当作了结尾。一个新的世界就此打开，一切都由不得我。